过去五十余年，在世界范围内，创投与股权投资行业在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发展、高质量发展发挥了越发不可替代作用和先导作用。纵观全球，凡是创新和创业相对成功的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个活跃的创投与股权投资生态，中国也不例外。

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有8家从创始人设立企业开始就有创投的投资和支持。这些企业在跨越创业死亡谷和突破发展瓶颈期的过程中，创投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里面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我们就以大家都熟悉的埃隆·马斯克为例。

埃隆·马斯克从1996年创业开始，在每一次创业过程中，创投发展作用是功不可没。从最早的Zip2,到X.com, PayPal,SpaceX, Tesla, 埃隆·马斯克一路走来，都有创投和股权投资机构的支持和陪伴。甚至是他收购Twitter，也是在众多创投机构支持下完成的。而他自己也变身为投资人，成为OpenAI的天使投资人。而OpenAI无疑也是近年来创投支持的重要创新成果。埃隆·马斯克既是持续创业者，创立的多家颠覆式科技公司，如果没有创投资本的支持不可想象；而他也变身天使投资人，投资了若干颠覆式科技公司，为创投和创新培育了种子。围绕在埃隆·马斯克身上的这些融资、投资、再投资等行为相互交织，形成了科技创新的良性生态。

没有创投和生态支持，就没有埃隆·马斯克今天的成就。优秀创业者和创投的有机结合，成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在电动车领域、能源领域、航天领域、AI领域等等巨大的创新力量，改变了世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中国创投行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端，已经历时三十年，目前形成了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双轮驱动，“内循环”+“外循环”的发展格局。回顾过去20年里中国经历的几大创新创业浪潮，都有创投的深度参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创投助力信息科技及数字经济在中国兴起，从早期的拿来主义，到现阶段的科技加速创新，一批具有开创意义的国内新兴企业在创投支持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过去二十年间，创投与股权投资机构，除了在助力创新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升治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引进外资及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这些投资机构帮助中国优秀企业做大做强，助力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同时，助力企业“引进来”，帮助企业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过去二十年，创投助力一大批满足和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及便利化的消费品牌和新型基础设施。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这些消费品牌和新型基础产业在满足人民各项需求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创投机构凭借专业的眼光发掘优质的创业创新和高质量企业并予以资金和资源上的帮助，从而促使企业更快速地健康成长并走向IPO。在创业板和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中，超过8成企业都有过创投的支持和赋能。

经过二十年的积淀，创投和股权投资主导的一级市场，已经成为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练就了发现和培养优秀企业的火眼金睛，有效地提升国内企业的直接融资比例，并正在逐步改变国内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企业融资体系。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施产业创新工程，完善产业生态，拓展应用场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创建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优化产业投资基金功能”。

以上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是创投与股权投资行业重点投资和布局领域。这些新兴产业在国家的鼓励下具有广阔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也为创投和股权投资行业自身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赋予了更加重要的价值和功能。

今年以来，中国创投行业的“外循环+内循环”模式同时受阻，前所未有。伴随着目前复杂的经济形式，低迷的二级市场，中美科技竞争，美元加息，地缘政治、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共振和叠加影响，中国创业与股权投资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难。

投资于中国的美元基金今年以来出现断崖式下滑，受拜登政府出台的投资限制令影响，美元基金中国团队纷纷与海外脱钩，而且这一脱钩具有连续性和长期性。美元基金10+2周期，往往可以投资具有破坏式创新的项目和早期项目，美元基金滑坡，对于中国创投生态，特别是早期创投生态负面影响巨大。

美元基金过往LP主要是美国的养老金、大学捐赠基金、FOF等长期资本。目前美元基金正在经历去美国化LP过程之中。虽然管理美元基金中国团队在中东和欧洲、东南亚加大了募资力度，但是美国LP是长期配置型、成熟LP，其他地方的LP很难短期内替代。可以预见今明两年投资于中国的美元基金手中弹药会越来越少，出手也会越来越少。

人民币基金普遍面临募资难、投资难和退出难三座大山的束缚：

1、募资难成为新常态

国内的LP构成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国资和引导基金出资占比已经超过70%。政府资金由引导属性成为主导，社会化资本参与意愿不断降低。从中基协数据来看，过去2年人民币基金新增实缴资金持续呈下滑态势，2022年仅为4500亿左右，今年前十个月，仅为3000多亿。对应13000家基金管理人，平均每家机构仅能分到3000万左右的资金。募资规模向小型化、和专项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2、投资端冰火两重天

投资标的要不就是估值高企，众多机构追捧；要不就是无人问津。机构出手越发谨慎，企业融资压力不断加压。虽然很多企业家不愿意降低估值，但到了危机关头，估值调整也是在所难免。而因为疫情影响很多企业发展不达预期，很多企业家也缺乏信心躺平不再创业，好项目稀缺也是常态。从数据来看，投资于企业成长期和扩张期数量和规模相对增加，而投早投小反而呈现下降趋势。早期创投生态良性循环令人担忧。

3、退出端更是难上加难

众多的创投与股权基金进入退出期，由于国内的退出通道有限，大部分机构面临非常大的退出压力。也影响了LP的流动性和再出资能力。国内退出收益主要来源于IPO。数据显示，2022年，创投与私募股权基金通过IPO退出仅占全部退出本金八分之一，而退出收益却占全部的60%。而IPO上市放缓和减持受限，都将极大影响基金的业绩和LP出资意愿；相比国外并购市场，国内的并购市场和并购基金发展缓慢，无法发挥价值发现的功能；S基金市场方兴未艾，虽然处于买方市场，但是投资于S基金的LP也是稀少，无法发挥有效作用。国内的国有LP不仅需要实质性退出，也需要形式上退出，相比美元基金，在退出上难度更大。

从海外数据来看，退出是世界性难题，美元基金10年到期能够清算只占10%，60%以上需要延期，美元创投基金普遍延长8年时间，存续周期长达8年。而人民币基金的期限相对美元基金平均要短5年，加之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不畅，人民币基金退出难度相对美元基金会更大，需要的周期也会更长。由于配置项LP匮乏，大部分LP无法承受一延再延的困境。

中国创投的重要性还是被严重低估了。我们针对创投行业的政策上的还是在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无法满足创投高质量发展需求，无法满足未来的科技创新需求和中美科技竞争需求。换句话说，我们的创投行业和美国相比，具有它天生的不足，竞争力还不够，质量还不高。

特别是长期资本匮乏和合格机构投资人队伍建设滞后是制约中国创投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主要和现实的瓶颈。

当然长期资本的重要性不仅仅限于创投领域，碳中和、乡村振兴等等领域，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是一朝一夕的，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长期资本支持，来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如何更好发挥各级政府引导基金吸引民间资本社会资金的作用，如何鼓励和支持社保基金、金融机构资金、上市公司资金、家族办公室、各类市场化母基金、大学基金等长期资本出资创投，如何处理好长期资本机构投资人和专业创投基金管理人的关系，如何保障长期资本LP的权益，不断提高长期资本投资回报等问题，都需要做好顶层制度的设计和体制机制政策创新。

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求政府、社会一窝蜂都去做长期资本，去做伪长期资本。国内外的很多案例和教训表明，对于复杂的投资，投资者采取快而不计后果的方式，往往也不会获得好的回报。简单地进行长期、非流动性资产投资，并不是获得高回报的灵丹妙药。结果往往是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却几乎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

创投行业是高度信息不对称行业，也是一个高度专业化行业。无论对于GP和LP来说，其参与门槛其实都非常之高，不遵循专业和基本规律，就可能事与愿违和一地鸡毛。

中国创投行业亟需专业力量，如何相信专业的力量，专业化来做这个事情，如何将不同类型资金交给专业的机构管理，来做长期资本，发展长期资本服务的生态至关重要。LP投顾期待与国内外专业机构一起，真正代表LP利益，为长期资本发展提供专业化赋能，推动创投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战略、GP/LP的多赢。

现在创投政策上的修修补补，小打小闹已经不太大作用。创投行业的红利期已经过去或者殆尽，现在亟待需要顶层制度的设计和创新，特别是在破解长期资本亟需顶层设计和创新，对创投行业进行再造，再出发。

• 国务院条例和中央层面都对鼓励创投行业发展提出来要求。在行业最困难事情，需要尽快出台促进创投和股权投资的具体政策措施，解除不利创投行业发展制约和思想束缚。根据法律，实行差异化管理，降低准入门槛。鼓励真私募，不以规模论英雄，一视同仁，打击伪私募，为伪私募画像，加大投资者教育力度，加强过程监管。形成具有包容性的、多元化的创投和股权投资生态，让各种形式的股权投资都有生存空间，增强投资人的信心和预期。

  
  

• 继续优化退出环境，旗帜鲜明鼓励创投企业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序退出。减少退出的限制在政策上还有优化的空间，创投基金在二级市场上有序退出才能为一级市场带来增量，形成良性循环。

  
  

• 税收上更是老生常谈，更需要顶层设计，突破现有税收制度，给予特殊安排和门槛要求，切实有效降低创投的税负。同时形成鼓励LP的税收机制，形成投资越长，税收越少的机制。

  
  

• 鼓励社会化LP长期投资。但更急迫的是建立扩大长期资本来源的机制和体系。中国显然仍然就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十四五期间，中国已经提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改变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那么银行的钱如果不通过有效途径参与直接融资，那么能够社会上能够参与长期投资、直接融资的资金总量就十分有限。

  
  

• 探索如何在风险可控情况下，将银行的一小部分资金能够进入创投行业，银行几百万亿资产，拿出1%对于创投行业就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通过创投债、债转股、或者直投、母基金、投贷联动或我们现在没有想到的更好的方式，进入实体经济和促进科技创新。而不能资管新规一刀切，客观造成科技创新资金匮乏的现状。解决长期资本问题，银行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关键作用。

  
  

• 政府引导基金要在市场失灵地方和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多设立一些国家级的创投引导基金，鼓励银行资金参与，没有地域限制，鼓励投早投小，通过让利返利措施，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 鼓励养老金、企业年金等，通过配置一定比例创投基金，以资产配置的理念来看待创投风险，而不是因为有了风险，就对创投产生排斥。当然，这背后还要建立相应的容错机制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否则的话要求这些机构投早投小或者当期考核收益，就与创投基金自身的规律不相匹配。当然，除了全国社保基金，其他养老金现阶段配置创投的难度很大。所以，中国的养老金不能解决创投行业的燃眉之急，可以着眼于长远设计。

  
  

• 国有创投机构，做股权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国有的央国企、保险机构、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在交易机构设计时，会出现“既要、又要、还要”的特点。要解决保险机构等国资管理机构做股权投资遇到的融资端、资本结构和内部治理的问题，需要设计出既合规又满足风险收益特征的交易结构，同时制订符合基金行业规模的激励机制与尽职免责机制。

  
  

• 最后还是要大力发展代表LP利益的买方投资顾问机构。用专业的手段、经验和数据去筛选优秀的GP, 选择和支持真正能够LP带来理想回报的GP，帮助LP真正能够赚到钱，这样才能形成行业闭环和良性循环。